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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与牧歌,纯朴的诗意
分类:艺术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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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与牧歌——刘大为作品展

史诗与牧歌——刘大为作品展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雅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协办,上海美术馆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史诗与牧歌——刘大为作品展”于2009年4月29日在上海美术馆隆重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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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为,1945年生,祖籍山东诸城。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造型艺术家协会主席等职,是当代中国美术界成就卓著、声名远播、影响深广的艺术家。主要作品有:《小米加步枪》、《漠上》、《阳光下》、《马背上的民族》、《晚风》、《巴扎归来》、《人民公仆》、《雪线》等;出版有:《写意人物画技法》、《刘大为速写》、《刘大为作品集》、《刘大为小品集》、《刘大为水彩画作品》等。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重大展览并获奖,且在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展出。

作为当代中国人物画杰出的代表画家之一,刘大为的中国人物画创作主要可分为两类题材,一类是塑造中华民族的伟人、英雄形象的历史画,一类是表现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这两类作品形成了刘大为“史诗”与“牧歌”的创作基调。史诗通常指赞颂历史或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业绩的叙事诗,语言风格质朴厚重,结构严谨,气势恢宏;牧歌泛指歌唱牧人的生活与爱情的抒情歌曲,艺术情调豪放浪漫,形式活泼,节奏多变。在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艰苦卓绝奋斗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现代的英雄史诗,中国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幸福生活就是一曲曲优美的牧歌。刘大为塑造中华民族英雄形象的历史画呈现出史诗般的质朴厚重风格,他表现中国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充满了牧歌式的豪放浪漫情调。史诗风格与牧歌情调形成了刘大为的中国人物画艺术的两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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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刘大为的作品就多次入选全国美展,80年代他的工笔重彩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90年代初,他的《马背上的民族》、《草原歌手》、《晚风》等重要作品在全国性大展上屡屡获奖而赢得广泛声誉。自1998年起到2007年,他任职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主持全国美协的日常工作,但他并未因肩负重任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不但一直坚持艺术创作,而且接受了许多重大历史与现实主题的创作任务,佳作迭出。这个时期,他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锤炼和完善自己的艺术语言,个性风格由此也越来越鲜明和强烈。

在表现内蒙古大草原的工笔人物画方面,刘大为是杰出的代表。相比于20世纪70年代那些用故事情节图解政治主题的草原作品,刘大为开始注重蒙古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的表现,并试图通过对这种无情节性的日常瞬间的描绘,揭示游牧民族的生活与辽阔无垠的草原这种大自然的关系。不论是描写三口之家放牧休憩的《马背上的民族》,还是塑造蒙族少女微笑的《漠上》;也不论是刻画琴师侧耳倾听的《草原上的歌》,还是捕捉幼童单骑放牧的《雏鹰》,刘大为在作品中捕获的草原或沙漠中的人物形象都不在于叙事性,而在于形象塑造的本身所传递出的质朴的情感,在于形象塑造的本身揭示出的人对于猎犬、牧马和骆驼的亲情关系,在于形象塑造的本身呈现出来的人蓄与草原、沙漠的和谐统一。对于内蒙古大草原,刘大为没有表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凉,也没有表现“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荒寒,而是追寻恬淡却又醇厚的风土人情,漂泊而又宁谧的游牧生活,艰辛而又甘甜的勤勉劳作。刘大为的工笔人物画发掘了蕴藏在那个粗犷、血性和霸悍的民族中的一种纯朴的诗意,从而重塑了一个当代审美中的游牧民族的形象。刘大为的工笔人物画,不是用浓艳华丽的色彩去夸张丰额宽颧的蒙族人物的肤色与服饰,而是以淡彩减弱蒙族肤色与服饰的厚重感,并以牧马、猎犬和荒漠的清墨色增加这种具有地域特征的工笔人物画的淡雅格调。因而,他的工笔人物画不完全是工笔重彩,也不完全是工笔淡彩,而是介于重彩和淡彩之间。在形象的塑造上,偏于写实,造型严谨,但不是完全被动的客观的实写,而是依据客观对象予以必要的简化和适度的夸张,甚至于在写实的形象中寻找内在结构的抽象意味。

刘大为有非常扎实的西画功底和造型能力,加之长期养成的勤奋画速写的习惯,他在水墨写意画上的人物造型真正做到了得心应手、手到擒来。他的水墨人物画往往都是在超越以形写神之后而体现出笔墨意蕴的品味与格调,并且,这种品格古雅的笔墨之中依然葆留着生活中人物形象的鲜活与生动。在他的《巴扎归来》、《转场》、《干草车》和《帕米尔高原的婚礼》等这些写意人物画的作品中,他很少使用浓重的墨色,也很少干皴渴笔,而是用行草书式的线条赋予形象以灵动、洒脱、飘逸的视觉美感,大块的偏锋湿墨用于骆驼、牧马和猎犬的表现,面部的精微之处往往在勾皴的基础上敷以水润墨色,从而形成了他画面特有的线与面、疏与密、笔与墨、虚与实、光与影的辩证矛盾关系。他对笔墨有很好的悟性和控制力,既可画巨幅群体人物的组合,又能随意画趣味十足的小品;既善于驾驭主题性的人物画创作,又擅长描绘抒情性的生活小景。画人物面部时,写意之中颇见精微;画人物躯体和骆驼、牧马、猎犬时,则是在谨严之中常见洒脱。他的笔墨是率性而不粗野、简洁而不空疏、洒脱而不恣肆。

正因如此,邵大箴先生称刘大为艺术为“融会通达”:“ 融会,即融合之意,他的中国画作品立足传统、融合中西、熔工笔与写意技巧于一炉,自成一格;通达,即明白、顺畅之意,他的中国画作品,寓深刻之含意于通晓、明白的语言之中,兼有雅境和俗趣,可谓雅俗共赏。”

为了全面展示刘大为数十年来的艺术创作成就,使更多观众能够深入了解他的艺术历程,上海美术馆精心策划了这个规模盛大的个案研究性的展览——“史诗与牧歌——刘大为作品展”。 展览通过充分的学术准备和学术梳理,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他的艺术成就以及时代对于他艺术成长的影响。

此次展览时间为4月29日至5月17日,共展出刘大为中国画作品58件、水彩色粉作品40件、素描速写50件。在展示布置方面,不仅突出了中国画特有的展陈格局,而且更讲求“史诗与牧歌”的主题,与刘大为的艺术追求相得益彰。可以说,此次展览是刘大为先生第一次举办如此规模的个展,为了丰富展览,上海美术馆出版了一本收录齐全的刘大为作品画册,举办一场集国内最重要理论家于一堂的学术研讨会。同时,刘大为向上海美术馆捐赠了2件代表作品。

在众多描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形象中,刘大为的《晚风》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幅作品。画家没有把这位世纪伟人塑造成一种铁腕政治家的形象,而是撷取他闲暇在庭院读报小憩的场景,以一种晚风中纯朴的诗意捕捉这位伟人的心境。纯朴的诗意,正是《晚风》塑造邓小平形象的审美意境。刘大为是新时期在工笔人物画和水墨写意人物画两个领域都取得非凡艺术成就的画家,他的《晚风》《马背上的民族》《漠上》《巴扎归来》和《雪线》不仅已成为新时期中国画的代表作,而且,他所塑造的当代人文形象已成为具有这个时代审美精神的民族形象。

上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新时期文艺春天的到来,中国画创作从极左主义的思想禁锢中冲决出来。一方面是回归传统,对曾经遭受批判的文人画予以重新的审视与肯定;另一方面则是积极创新,从西方传统绘画与现代主义的艺术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工笔人物画便是在这样一种时代的需求中,上溯唐宋人物画传统,并试图将这种传统和20世纪接受西方写实绘画而形成的新传统以及新时期对于现代性语言的探索融合一体。乡土写实美术开始让画家们摆脱公式化、概念性的创作模式,工笔人物画家从这种时代的审美思潮中反观他们曾经拥有的生活土壤,并从中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与激情。乡土美术不仅是在精神上对于质朴恬静的乡村生活的回归,而且是艺术上对于本土审美品格的发现与创造。当时的许多工笔人物画,便是从这样的审美追求中对少数民族纯朴的民风予以诗意的、抒情的发掘与表现。

在表现内蒙古大草原的工笔人物画方面,刘大为便是其时突出的代表。相比于20世纪70年代那些用故事情节图解政治主题的草原作品,刘大为开始注重蒙古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的表现,并试图通过对这种无情节性的日常瞬间的描绘,揭示游牧民族的生活与辽阔无垠的草原这种大自然的关系。不论是描写三口之家放牧休憩场景的《马背上的民族》,还是塑造茫茫沙漠上蒙族少女微笑的《漠上》;也不论是刻画霜染须眉的琴师在侧耳倾听马头琴回音的《草原上的歌》,还是捕捉训练幼童单骑放牧充满动感形象的《雏鹰》,刘大为在作品中捕获的草原或沙漠中的人物形象都不在于叙事性,而在于形象塑造的本身所传递出的质朴的情感,在于形象塑造的本身揭示出的人对于猎犬、牧马和骆驼的亲情关系,在于形象塑造的本身呈现出来的人蓄与草原、沙漠的和谐统一。对于内蒙古大草原,刘大为没有表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凉,也没有表现“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荒寒,而是追寻恬淡却又醇厚的风土人情,漂泊而又宁谧的游牧生活,艰辛而又甘甜的勤勉劳作。刘大为的工笔人物画发掘了蕴藏在那个粗犷、血性和霸悍的民族中的一种纯朴的诗意,从而重塑了一个当代审美中的游牧民族的形象。

乡土美术对于这种审美精神的回归,也意味着艺术语言的乡土意韵与纯朴质感的创造。刘大为的工笔人物画,不是用浓艳华丽的色彩去夸张丰额宽颧的蒙族人物的肤色与服饰,而是以淡彩减弱蒙族肤色与服饰的厚重感,并以牧马、猎犬和荒漠的清墨色增加这种具有地域特征的工笔人物画的淡雅格调。因而,他的工笔人物画不完全是工笔重彩,也不完全是工笔淡彩,而是介于重彩和淡彩之间。在形象的塑造上,偏于写实,造型严谨,但不是完全被动的客观的实写,而是依据客观对象予以必要的简化和适度的夸张,甚至于在写实的形象中寻找内在结构的抽象意味。譬如作品《马背上的民族》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便是在实写的基础上进行了某些侧面的夸张变形,既具有自然的身躯特征,也通过方形结构的运用,增强了人物形象的体量感和雕塑感。马的组合,看上去极其自然,但三匹马之间的交叉重叠,乃至对于马的平面塑造中某些立体空间的转化,都体现了画家在形式感方面的独特创造。他在画面中运用的线条,显得细钧有力,于温婉柔和之中显现出内敛的骨力。他的形象塑造具有典型的线条勾勒的工笔画语言特征,但线条又绝不肆意夸张独立于形象的塑造之外,而是巧妙地隐显于轮廓与结构之中,有机地游刃于形象与色彩之间。他的渲染也绝不僵硬板滞,而是水色互融、淡彩慢染,并在渲染之中体现出写的笔意,从而体现了工中见写、繁中求简的艺术特色。去火、去躁、去滞、去板,而求灵、求活、求静、求雅,则一直是刘大为追求的艺术境界。

如果说写意性是他在工笔人物画中求得灵变的重要方式,那么,以工养写也便形成了他水墨写意人物画严谨的造型特征。中国画历来讲究工写结合,从事工笔画创作的,最好也学些写意,以写意养工笔而不致工笔画的细描死抠,实为“笔工而意写”;而从事水墨写意画创作的,最好也有画工笔画的经历和学养,以工笔养写意而不致写意过于草率粗俗,是谓“笔写而意工”。刘大为的画学道路一直坚守工笔与写意并举的路子,他的工笔之所以灵变、活脱、靜雅、飘逸,这和他在水墨写意人物画上取得的成就是分不开的。同样,他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之所以收放自如、内敛沉静,这也和他长期从事工笔人物画创作密切相关。刘大为有非常扎实的西画功底和造型能力,加之长期养成的勤奋画速写的习惯,他在水墨写意画上的人物造型真正做到了得心应手、手到擒来。因而,他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不会因造型问题而产生形象塑造上的硬伤,也不会因长期地完全出于默写而形成一种套路式的概念化或符号化的人物形象。相反,他的水墨人物画往往都是在超越以形写神之后而体现出笔墨意蕴的品味与格调,并且,这种品格古雅的笔墨之中依然葆留着生活中人物形象的鲜活与生动。

的确,素描与笔墨的联姻是当代水墨写实人物画的基本模式。素描人物造型的引进曾经为中国传统人物画增强了塑造现实人物形象的表现力,但长此以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中国画特有的写意精神。因此,怎样在写实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凸显中国画的笔意墨蕴,并体现每位艺术家各自不同的艺术个性,是当代水墨写意人物画演进与发展的重要课题。刘大为水墨人物画的当代性,就体现在对于这种中西融合人物画的艺术个性的探索与创造上。他的水墨人物画是在以形写神的基础上对于传统笔墨的继承与再度整合,并由此形成了他清秀洒脱、温润古雅、恬淡质朴的自家面目。

从师承关系来说,对于古人,他曾经用功临写过陈洪绶和任伯年的工笔、兼工带写的人物画,在人物画的精微与生动上获益匪浅。对于今人,他既师承于蒋兆和通过笔墨皴擦呈现人物坚实的结构与体量,深入地表现人物的神情和动态;又师承于叶浅予运用简洁的勾线和彩墨强化中国画特有的语言美感,从而使笔墨语言的审美性相对独立于客观对象。刘大为是山东诸城人,成长于内蒙古大草原,是个地道的北方人。但他的水墨人物画在撷取蒋、叶优点的同时,更倾向于浙派人物画的语言特征。譬如作品《巴扎归来》《转场》《干草车》和《帕米尔高原的婚礼》等,在他的这些写意人物画的作品中,他很少使用浓重的墨色,也很少干皴渴笔,而是用行草书式的线条赋予形象以灵动、洒脱、飘逸的视觉美感,大块的偏锋湿墨用于骆驼、牧马和猎犬的表现,面部的精微之处往往在勾皴的基础上敷以水润墨色,从而形成了他画面特有的线与面、疏与密、笔与墨、虚与实、光与影的辩证矛盾关系。他对笔墨有很好的悟性和控制力,既可画巨幅群体人物的组合,又能随意画趣味十足的小品;既善于驾驭主题性的人物画创作,又擅长描绘抒情性的生活小景。画人物面部时,写意之中颇见精微;画人物躯体和骆驼、牧马、猎犬时,则是在谨严之中常见洒脱。他的笔墨是率性而不粗野、简洁而不空疏、洒脱而不恣肆。

刘大为的生活基础源于他青少年时代的内蒙草原生活,广袤的草原、浩瀚的沙漠、湛蓝的天空、悠游的白云以及蒙古游牧民族粗犷勇敢的性格,都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他画草原、画沙漠、画雪域、画骆驼、画牧马、画民风古朴的蒙古民族、新疆维族和高原藏族人物形象,也都体现了他对自然与人的热爱,体现了他通过这些审美形象所表达出的艺术主体的胸襟与品格。作为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画家,刘大为走过的艺术道路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美术家的成长历程。1963年,刘大为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1968年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包头市半导体器件厂;1972年落实政策调入包头日报任编辑、记者。“文革”期间,他先后创作了《银针传深情》(合作)、《草原颂歌》(合作)、《草原女民兵》和《红太阳照亮内蒙古草原》等作品并多次入选文革期间的全国美展。1978年,他有幸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文革后第一届中国画研究生班,从此被历史逐渐推为新时期开时代新风的一代名家。

从油画到连环画,从速写到水彩画,从工笔重彩到水墨写意,从地方研究生到军旅画家,从主题性创作到艺术的个性追求,他涉猎的画种非常宽广,他生活的阅历非常丰厚,他创作的题材非常广博,他发掘的审美内涵也非常深入。鉴于他取得的多方艺术成就,1997年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五届、第六届主席团常务副主席,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造型艺术家协会主席等职。作为中国美术界的重要领导,他的开拓精神和务实作风使中国美协在世纪之交的社会变革与转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宽广胸襟和真诚厚道赢得了广大美术家对他的信赖与赞誉。当然,站在中国美术界那样一个制高点上,他的胸襟、眼界与视野也更加开阔,俯瞰全局,把握方向,他更具有一种艺术的社会担当意识和时代的使命感。在他《晚风》《小米加步枪》《人民公仆刘少奇》《朱德与史沫特莱》和《不畏蜀道难》等作品中,我们可以阅读到他怎样通过自己的画笔来表达他对于现实主题与历史主题的思考。这些作品不仅充分体现了他自己的艺术追求与个性风采,而且也塑造了当代审美中的中华民族的英雄形象。

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直到今天,刘大为一直是工笔与写意并举、速写与水彩齐抓,因而他也善于融会这些各有所长的绘画艺术语言,并由此开拓了他宽广丰厚的艺术境界。其实,不论速写还是水彩,也不论是工笔还是写意,贯通于其中的一直是他对于中国艺术中所蕴含的文化品格的追求与滋养,他不仅追求中国文人画所特有的洒脱率性的写意,而且还要在鲜活生动的形象塑造之中把自己的个性、学养、品格漫漫浸透进去,从而彰显出艺术主体的精神与格调,这才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至高至纯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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